清太祖第五子潜弑生母 为太祖服丧吹拉弹唱

 成功案例     |      2019-07-25 17:55

  世事难料,树欲静而风不止

  莽古尔泰被废去了大贝勒之爵,太宗反而待之更亲了。除了前文提及的很快归还了其5牛录属员外,太宗还首次邀请莽古尔泰和代善于新年期间至清宁宫赴其举行的家宴。

  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二日,太宗设宴款待莽古尔泰与代善,并亲自迎出清宁宫宫门之外,恭请“两贝勒先进”。宴席中,太宗亲手执爵为两位兄长进酒,代善跪受少饮后,转与莽古尔泰。太宗“酌代善者三,酌莽古尔泰者一”,同时又令出席筵宴的诸贝勒“递相进酒”,频频举杯,十分尽兴。宴毕,太宗又以御用黑狐帽、貂裘等赐代善;以御用貂裘赐莽古尔泰,莽古尔泰与代善“遂服所赐衣出”。太宗又特来至凤凰楼下,不让两人叩谢,并亲送出大清门,待两人骑马离开后,方才入宫。

  太宗如此高兴是有原因的,因为天聪四年(1630),阿敏因失永平等4城获罪被囚;天聪五年(1631)十月,莽古尔泰又被革去大贝勒之爵。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朝贺礼上,太宗、代善、莽古尔泰该如何列坐呢?原来,太宗即位之后,无论在何处举行朝会,其都与三大贝勒一字排开南面并列而坐。对此国人是有议论的,说莽古尔泰等三大贝勒“犹如三佛”而与汗并列,太宗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因而才有了削弱三大贝勒权力,强化汗权之种种。天聪五年(1631)十二月,朝堂之上进行了一场关于坐次的讨论。礼部参政李伯龙提出“朝贺行礼时不辨官职大小、常有随意排列,逾越班次者”,请诸贝勒共议定制,当议到莽古尔泰是否与太宗并坐时,诸贝勒认为可并坐和不可并坐者各占一半。相持不下之时,代善先称“仍令并坐亦可”,见太宗面无表情,立刻又称我等与上并坐,不合礼仪,“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我与莽古尔泰应侍坐于侧。太宗闻之大喜,诸贝勒也都称善。如此这般后,天聪六年(1632)的正月初一日,太宗第一次南面独坐,其御座两旁则设有二榻,降为贝勒的莽古尔泰和大贝勒代善左右列坐。相应的,从前八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太宗,“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的尊长遗风也随之改变,从这一年开始均按照八旗旗分“以次朝见”,而不在论年龄之长幼。至此,太宗距真正的南面独尊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才有了上文中其于正月初二日兴致盎然地宴请莽古尔泰和代善两位兄长之举。

  莽古尔泰降为贝勒后,并没有被剥夺兵权。天聪六年(1632)五月,莽古尔泰又随太宗远征察哈尔,后移师略明之归化、宣府及大同等,大胜而归。

  天聪六年(1632)十二月,莽古尔泰“偶得微疾”,两天后突然“疾笃”而逝,时年46岁。莽古尔泰病危之时,太宗曾前去探望;其病故后,太宗、诸贝勒及众福晋再次前往,并“哭至二鼓”。其时,莽古尔泰的大福晋欲随夫生殉,太宗劝慰说,“尔子尚幼,既失父,又失母,子将谁抚?”遂让长姊东果格格为莽古尔泰大福晋剪发,摘去首饰以服丧。后,莽古尔泰所娶之乌拉福晋及侍婢1人生殉。于是,依丧礼,太宗与诸贝勒、诸福晋及同姓宗室皆摘去头冠上红缨,莽古尔泰所领之正蓝旗大臣以下亦“摘缨”,妇女易丧服。对于莽古尔泰之死,太宗很伤感,在莽古尔泰逝世的当晚坐于大清门的侧门下通宵未眠。翌日,则在大清门内设“团帐房”守丧。

  莽古尔泰的丧礼办得非常隆重,出殡时,太宗命备13匹鞍马,并“以二马驮盔甲,以三驼驮团帐房及铺盖食用诸物”,又“列黄伞一、大纛二、小旗十、击豹尾枪四、鼓、喇叭、箫等”仪仗相送。因当时痘疹流行,故太宗、代善及未出痘贝勒均未出席丧礼。其后,对于莽古尔泰的祭奠也是依照定例而行,即初祭一次,大祭一次。初祭莽古尔泰贝勒时,以11匹鞍马、11匹空马和6峰骆驼引路,祭祀时所备的礼品有:棉索皮袄、金腰带、帽、靴、长棉袄、裤;装入皮囊的旧衣物有:袍两件、长棉袄1件、裤子1条、貂毡帽两顶,插有纠箭的撒袋1个、雕鞍辔1个、素鞍辔两个、银扁壶1把、壶1把、茶筒1个、杯2个、碟1个,另有“纸楼二、纸库房一、纸桥一、纸塔一、褡子二及纸金银元宝三万、纸钱五万、佛花五十、幡五十、引幡一”,并杀羊7只,列宴25席以祭之。

  天聪七年(1633)七月十五日,太宗又亲率诸贝勒祭奠莽古尔泰。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因岁暮,莽古尔泰原所领之正蓝旗的固山额真色勒率领奥塔、爱巴礼等25人前往莽古尔泰的墓所行祭礼。祭奠后,色勒等以其为莽古尔泰的姻戚,入谒莽古尔泰诸福晋,并献酒。诸福晋遣使阻之未果,色勒等“径入,饮于诸福晋前”,后大醉,因此互相怒骂生事。太宗闻之,遣大臣调查事情的经过,又将醉酒者列名而召集诸贝勒大臣于大政殿会议,拟定斩首色勒。太宗念其愚蠢无知,从宽免死,而命众人“唾其面”,罢色勒之官职。第二天,太宗又传谕诸贝勒福晋,称“若妇人丧夫未久,祭扫时不知哀戚,不禁绝男子入内,饮酒至醉

  ”,请诸贝勒福晋集于礼部会议定罪。诸贝勒福晋因此议莽古尔泰福晋之罪,定其罪当诛。太宗认为确实当诛,“但念其子已失父,又诛其母,子将安恃?”故从宽免死“,遂令诸贝勒福晋至莽古尔泰福晋面前唾其面并训诫之。

  事情发展至此,可以看出太宗虽一再打击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势力,但对于已然亡故的莽古尔泰还是依礼相待的。不料树欲静而风不止,天聪九年(1635)十二月,原为莽古尔泰家奴的冷僧机向刑部贝勒济尔哈朗揭发了莽古尔泰曾与其胞妹莽古济、胞弟德格类等一起盟誓谋逆篡位之事,在后金国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身后之刑,蒙羞茹耻恨犹存

  冷僧机,姓叶赫纳喇,原隶大贝勒莽古尔泰的满洲正蓝旗下,天聪元年(1627)时改属莽古尔泰胞妹哈达格格莽古济的手下。从冷僧机揭发的内容看,莽古尔泰与德格类、莽古济等结党,假设誓谋不轨的时间约在天聪五年(1631)十月左右,正是莽古尔泰因“御前露刃”诸罪而被削去“大贝勒”名号而降至贝勒之时,由于太宗始终不肯恢复其大贝勒的地位与名号,是故莽古尔泰羞恨交加,遂与同母所生的德格类、莽古济一道,对佛跪焚誓词,称我莽古尔泰已与汗结怨,你们要助我谋夺汗位。事成之后,我若不与你们同享富贵的话,必遭天谴。德格类、莽古济等均发誓表面上侍奉天聪汗,背地里一定助兄长莽古尔泰夺得汗位。其时,冷僧机同参领屯布禄、巴克什爱答礼都在场参与了盟誓。

  谁知莽古尔泰虽盟誓欲于生前有所作为,却终日郁郁寡欢,因此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即病逝了。人死万事休,其所发的誓愿本应都化为乌有,但冷僧机之举却使大祸重新降临。

  此案下法司鞫实,诸贝勒大臣会议,莽古济格格等大逆不道,“应寸磔”即千刀万剐。而莽古尔泰、德格类“已伏冥诛”,其妻子与同谋之屯布禄、爱巴礼应阖门论死。冷僧机“以自首免坐”。莽古尔泰等之人口财产俱入官。此时距太宗改元称帝仅差4个月的时间,汗之权威已日渐强大。故太宗对诸贝勒之议十分不满,认为莽古尔泰等人口财产入官之议,“殊觉未当”,如果莽古尔泰等谋逆成功,则朕所领的两黄旗必会“尽归于彼”,现在莽古尔泰的逆谋败露,其人口家产自应归朕。因此,太宗命“文馆满汉诸儒臣”定议。作为后金国封建化程度最高的儒臣们,其定议自然是莽古尔泰等属人户口“宜归皇上。欲赐何人,惟皇上命之”。

  最后,莽古尔泰的胞妹莽古济“伏诛”,参与者屯布禄、爱巴礼并其亲支兄弟子侄俱斩首于市。揭发人冷僧机以自首免罪,没收其他参与者即屯布禄、爱巴礼的家产全部赐给冷僧机,其从此改隶正黄旗,授三等男,世袭。

  而最重要的处理结果就是太宗将莽古尔泰等属下人口财产入官后,归其重新分配,即赐豪格8牛录属人,阿巴泰3牛录属人后,莽古尔泰等人的庄田赀财牲畜等物均分给众人,但莽古尔泰所将之“正蓝旗附入皇上旗分,编为二旗”,太宗自此由原领有正黄旗和镶黄旗而变为独掌三旗,其强大的实力使三大贝勒与之抗衡的局面彻底土崩瓦解。

  鉴于由莽古尔泰家中查出其谋逆的实物罪证——“所造木牌印十六枚,视其文,皆曰‘金国皇帝之印’”。铁证如山的事实,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向被视为粗鄙鲁莽,胸无谋略的莽古尔泰。从太宗对莽古尔泰罪状的申斥中可知,莽古尔泰的生母富察氏在太宗的母亲叶赫纳喇氏迅速得宠后即失势,莽古尔泰因此曾十分落魄,太宗称当时父汗对其“一无所授”。到了天命年间,其母富察氏获罪,莽古尔泰竟欲“潜弑生母”,目的是为了“复希宠于皇考”,亦即是说莽古尔泰想偷偷地杀了亲生母亲以获得太祖的欢心。事实上,莽古尔泰的这一举动确实收到了成效,莽古尔泰不再一无所有,而是“附养于贝勒德格类家”。后因在废除代善太子之位时,莽古尔泰第一个坚定地站在太祖一边支持父汗,作为回报,太祖遂擢其为“四大贝勒”之三贝勒。而在为太祖服丧之际,大臣达海则亲眼看到莽古尔泰与莽古济、德格类在一处“俱盛饰,张筵宴”,吹拉弹唱,毫无悲戚之色。以莽古尔泰为首的兄弟姐妹3人,从来都是同心同德的,加之3人后来敢于合谋篡逆,足见莽古尔泰内心之叵测,世上人心之难料。

  所以,太宗对于莽古尔泰等人及其子孙毫不手软。东窗事发后,莽古尔泰及德格类被追削贝勒之爵,其子额必伦因口出狂言要手刃太宗而被杀,余下6子,即迈达里、光衮、萨哈联、阿克达、舒孙、噶纳海和德格类之子邓什库等俱被降为庶人,属下人口财产入官。莽古尔泰的异父兄长昂阿拉以知情与其他参与者等一概被处死。更值得一提的是,其时,太宗已颁布法律明令禁止收继婚俗,“不许乱伦婚娶”,但在莽古尔泰、德格类谋逆事发后,太宗又亲自主持将两人的妻妾分与诸贝勒,即莽古尔泰之妻为其侄豪格、岳托各自收继;德格类之妻为其弟阿济格收继。档案记载说,太宗此举是因为莽古尔泰、德格类做了悖逆之事,故使二人得此报应。这也算是太宗执政时的一个特例,由此足见太宗对莽古尔泰等谋逆行为的切齿之恨。

  莽古尔泰和德格类已然蒙羞茹耻,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两人虽已亡故,但死后却因此而不得安宁,翌年即天聪十年(1636)正月,工部承政孟阿即启奏说,莽古尔泰、德格类的殉葬金银器皿已被收回,这意味着莽古尔泰等已被抛骨扬灰,遭受了身后之刑。后,在太宗的干预下,两人的遗骸又复葬原处,但莽古尔泰、德格类及其被降为庶民的子弟们则被彻底开除了皇室宗籍——不再录入皇族宗谱《玉牒》之中。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因担心这一支皇族子孙湮没于世,康熙帝遂定其族以红带子(清朝皇族制度规定,皇帝直系子孙系黄腰带,俗称黄带子;宗室六祖子孙称“觉罗”,系红腰带,俗称红带子)的身份附录于《玉牒》之末。

  有清一代,莽古尔泰终生未得平反。其生前盟誓不信东风唤不回,却事与愿违并中道离世。其死后之际遇,莽古尔泰若地下有知,恐怕会令其犹存遗恨——恨到死时未曾休。